前段時間國家出臺了調整計劃生育政策的法規，以前計劃生育的古板面孔好像已經不復存在。“計劃生育”這個詞似乎離我們越來越遠。但是，真實情況是這樣嗎？

　　答案是，不。

　　雖然國家對計劃生育的控制不再是人們關注的熱點，但是在城市中卻有另一種潮流不能被忽視，那就是計劃生育的人，不是國家，而是家庭自身。

　　王薇與丈夫已經結婚四年，按理說也進入了婚姻的“平淡期”，但是他們兩人卻并沒有借生育來豐富家庭生活。王薇說：“其實我很喜歡孩子。看到鄰居家的小孩，我有時會沖動地想一把抱過來，據為己有。”

　　阻擋王薇生小孩的原因，是多方面的。首先是經濟上的拮據使這對夫妻“不敢”生育。王薇的工作是報關員，每月的收入雖然不能使自己過上“奢華”的生活，但她與丈夫畢先生的工資足可以支撐一個小康之家。但是他們依然對孩子出生后的種種開銷感到恐懼。“誰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從一降生起就擁有盡可能好的物質條件？”王薇感嘆地說。“這與溺愛無關，我想給孩子提供的，是一個健康的身體以及盡可能多的教育。”王薇認為現在他們夫妻二人還不能滿足孩子的所有需求。“另外，如果我現在要孩子，那我倆的生活質量就會急劇下降。好不容易熬過了剛剛開始工作時的窘迫，現在又要回到那種一分錢都要掰兩半花的日子，我真受不了。”王薇說。

　　所以，王薇與丈夫決定等下去。家中的長輩不只一次對他們旁敲側擊，兩人在耐心解釋幾次之后，也就只能選擇假裝沒聽到了。“老輩人不能理解一個孩子對現代家庭的擔子有多大。”王薇嘆氣道。

　　另外一個讓王薇對要孩子裹足不前的原因，就是她從各處學來的“優生學”。“現在科技這么發達，已經探明各種可能會影響孩子身體健康的因素。比如藥物，”王薇說，“我聽了好幾起不算健康的懷孕，雖然不能肯定是不是因為懷孕期間食用藥物有關，但總是讓我心里忐忑。”

　　王薇與丈夫都按照這些“指南”來安排自己的生育計劃。于是，一年又一年，三年過去了，王薇的家中還是兩個人生活，沒有孩子的歡聲笑語。像王薇這樣“計劃生育”的家庭不在少數。因此，別說多生，許多家庭都在短期內選擇了不生孩子。

　　但是被一個個小家庭控制的生育，并不像國家管理得那么嚴格，所以事與愿違的情況經常發生。意外受孕像時聚時散的烏云，不時打擾沉浸在二人世界的人們。當意外發生在“王薇”們身上，她們還能如此坦然嗎？她們是去拒絕從天而降的ｂaby，還是從這人為制造的逆境中掙脫出來？

　　“我要等到最好的時機，去完成這件壯舉。”李菲女士認為生育下一代是件值得驕傲的壯舉，但同時，她又是“計劃生育”最為徹底的人。

　　“我已經流產過兩次，都是我的自主選擇，我對此毫無怨言。”李菲在一家私利學校做老師。“單位的競爭已經到了白熱化的地步，我稍有停頓，馬上就會有人超過我。”李菲甚至是心有余悸地說。“我們單位已經有好幾個工作骨干因為生孩子而丟了工作。雖然必須在這里工作，但是我好不容易到了事業的上升期，怎么能輕易放棄呢？”

　　于是，李菲只能選擇放棄孩子。“我做過避孕措施，但難免有意外。我只能選擇將它流產。”李菲說這些時顯得神情黯然。

　　李菲的丈夫對私利學校教師崗位的競爭十分清楚，對李菲的選擇也表示理解。“他知道我是別無他法。如果因為孩子而使我倆的事業重頭再來，就太得不償失了。”李菲說。

　　王薇的“為經濟所困”也好，還是李菲的“為事業所困”也好，她們都義無反顧地選擇了“計劃生育”，選擇了把要孩子放在生活計劃的最遠端。只是不知她們這樣的生活計劃，是不是最完美的。

　　要說生活計劃，鄭玲是制定計劃的高手。“我大學還沒畢業就計劃好了前半生，很幸運，基本上我的生活都按計劃按步就班地前進。”她計劃在２５歲結婚，結果她果然在２５歲步入婚姻殿堂。按照她的計劃，她將在３２歲生孩子，于是今年２９歲的她還在等待。“其實我曾經懷過孕，但是我不想在我心理還沒準備好時就做媽媽，沒辦法，我只能選擇將孩子打掉。”鄭玲覺得自己還是個孩子，根本不可能將下一代教育好。“現代人都屬于晚熟，雖然在感情方面‘早戀’越來越多，但思維上卻都是小孩。為人父母自然要給孩子做出表率，我這種吊兒郎當的樣子，怎么做表率?。?rdquo;鄭玲與丈夫商量著，等兩人都有足夠的“威嚴”時，再養育孩子。